“旅游媚年春，年春媚游人。徐光旦垂彩，和露晓凝津。”
——（梁）沈约《悲哉行》
春光明媚，美景怡人，对现代人来说，正是出门旅游的好时节。1500多年前南朝梁的政治家、史学家沈约也表示深有同感，于是就有了这“旅游媚年春，年春媚游人”的诗句，这也被学者认为是“旅游”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华典籍里。沈约所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“旅游”行为的开端 。或许有读者会觉得怪异，魏晋以前难道就没有旅游吗？太史公巡游天下写就《史记》，难道不是旅游吗？或者说，在汉代，能不能来一场“说走就走的旅游”？这还真的很值得说道说道。
一、汉人的旅行
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概念：旅游和旅行。这两个词在现代汉语里貌似可以通用，但其实细究起来还是有区别的。旅游的重点在“游”，也就是游览、游玩，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审美方面的意识，“旅”可以理解为“游”的方法、手段。而“旅行”则不太一样，旅行的重点在“行”，也就是出行，至于出行做什么，可以是游玩，也可以是求学、工作、外交、做生意，等等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旅游肯定是旅行的一种，但旅行却不一定是旅游。回到汉代，梳理史籍我们就能发现，在汉代，纯粹以游玩为主要目的的“旅行”，其实是不多的，或者说大部分的旅行活动中，游玩只是一种附带的活动。例如司马迁游历天下，确实使其身心得到极大满足，但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“悉论先人所次旧闻”，最终完成《史记》。用今天人类学的术语来说，这属于一种田野调查活动，游玩只是附带。真正以游玩为主要目的的旅行，大概要到魏晋南北朝之后才比较多见，近世学者将魏晋南北朝作为古代“旅游”的开始，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。按照具体的旅行目的的不同，抛开帝王不论，汉人比较常见的旅行大概有这样几种：
首先，读书人的游学。汉代从汉武帝之后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体系，同时也制定了察举制、征辟制等官吏选拔制度，从而使得读书成了一条比较稳定的身份进阶之路。汉武帝在京师长安设立太学，全国的读书人只要家里条件允许都可以来此求学。甚至很多家境贫寒的学子，可以在太学一边做工，一边求学，类似今天的勤工俭学。比如有位叫庾乘的，以前在县衙里当门卒，县令见他有学习的天赋，就建议他去太学游学，然后他就在太学“为诸生傭”“后能讲论，自以卑第，每处下坐，诸生博士皆就雠问，由是学中以下坐为贵”，很受太学师生的尊重。
当然，更著名的汉光武帝刘秀，早年也曾经在太学游学，还曾让仆人租车贩运粮食赚取生活费。刘秀后来建国班底里的不少人，都是他在太学游学时的老同学。太学的名额毕竟有限，在家乡有了一定的学业基础后，如果能进入某个大儒的精舍里，成为大儒的入室弟子，这也是极好的。所以两汉游学之风，倒也不独是游太学，也有许多学子背上行囊，遍访天下名师的。比如刘备早年就曾在卢植门下求学，大儒郑玄隐居著述，更是有“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”。
其次，商人的行商。所谓行商坐贾，商业这个行业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空间的移动，所以出行对商人这个群体来说自然是必不可少的。不管是“倍道兼行，夜以续日”的小商人，还是“往来贩贱卖贵，家累千金” 的大商贾，都少不了商旅之道上的孜孜以求。在汉代行商并不容易，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关市之征。西汉初年行黄老之学，“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”，带来了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” 的商业繁荣局面，但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久。
在两汉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关税始终都是存在的。而且汉代关税很重，长途贩运过一关就要征一次税，《九章算术·均输篇》有一道题反映了这种情况：“今有人持米出三关，外关三而取一，中关五而取一，内关七而取一，余米五斗。问：本持米几何？”其次，长途商运可能有包括自然灾害、道路状况在内的各种意外情况。比如三国时期有个叫李岳的官员，听人劝说进了一批大麦运到晋阳，结果后来“路逢大雨，并化为泥。息利既少，乃至贫迫。” 可见长途的商运在汉代是很难的，所以当时民间也有“百里不贩樵，千里不贩籴” 的说法，客单价和利润率太低的商品，长途贩运是很难赚到钱的。
再次，因公出行。因公出行也是汉代旅行的一大类，前述司马迁为撰写《史记》去各地采风，很大一部分就属于这类公出。而秦皇汉武到处巡游、封禅，刨除这个过程中享乐的因素，其实也是其治理天下的一种活动，也可以视作公出。类似的公出有陆路也有水路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中记载“自日南障塞、徐闻、合浦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国；又船行可四月，有邑卢没国；……其州广大，户口多，多异物，自武帝以来皆献见。”这些对南洋地区的了解，大多来自汉武帝以后不断派遣使臣、官员和商贾进行的外交活动。当然，汉代最著名的一次因公出行，自然是张骞出使西域。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皆是奉汉武帝之命，虽然从皇命本身来说张骞的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，但其带回了大量的物产和见闻，使得汉人第一次真正开眼看到这广阔的世界，揭开了中西丝路交流时代的序幕，筚路蓝缕之功自不待言。
最后，平民百姓的旅行。在汉代，不论是哪种目的的出行，旅行这种行为基本上是局限在社会上层的一种相对小众的活动。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下层农民，终日在田间劳动，大抵是与长途的远行无缘的。而且汉代政府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，采取了严格的编户制度，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，政府也不允许他们轻易流动。所谓“放流人民”，在史书上往往是与造反之类的大逆之行联系在一起的。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汉代的普通农民，活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。东汉洛阳近郊上巳节有“尊卑烟骛，惟女与士，自求多福，在洛之涘”，这种在特定节日的近郊活动，可能算是普通人为数不多的旅行了。此外，虽然汉代政府对编户齐民有严格的户籍控制，但农闲时期也会有些心思活络的农民前往周边乡镇谋份短工，在一些乡镇的集市上，也有一些贩卖土产的农民的身影，这些就是当时的普通农民为数不多的出行机会了。
二、汉代的“旅行之路”
秦始皇被现在的网友戏称为“基建狂魔”，我国历史上，大规模统一规划的全国道路交通网络的建设，也确实是从秦朝开始的。这个网络在秦朝草创，又经过汉朝不断的完善，最终形成了以都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为核心，水路并举辐射四方的庞大交通网。王子今老师在《秦汉交通史稿》中做过总结，当时重要的陆路交通干线大致包括：连接关中、中原和东方海滨的三川东海道；连接关中和江汉平原的南阳南郡道；连接关中和西北的陇西北地道；连接关中和九原的直道；连接河东和右北平的邯郸广阳道；跨越秦岭的汉中巴蜀道；长城沿线的北边道以及东部沿海的并海道。这个道路交通网络，就是汉代旅行最主要的基础设施。
以动力区分，汉人陆上出行最主要的代步工具就是马车或牛车。东汉前期以前，马车属于上流社会的标配，而牛车的地位就比较低，所谓“或乘牛车，齐于编人”，被认为是普通百姓才会去坐。“将相或乘牛车”也常被史家用来形容西汉初年天下经济的凋敝情况。但到了东汉中后期，牛车的地位也有所提升，很多社会上层人士生活优渥，但也会乘牛车出行。比如著名的鲁肃，就曾对孙权说，如果他投降了曹操，尚能“乘犊车，从吏卒，交游士林” ，并且感觉这样的生活很令人满意。此外，汉代的社会上层人也会选择不坐车，直接骑马出行，并以此为潇洒之举，比如曹植的《名都篇》里就有“走马长楸间”“长驱上南山”“白日西南驰”的诗句。
而如果考虑车的种类，则又有多种不同。有比较普通的轺车，《说文》中解释为“小车也”，《释名》则解释为“四向远望之车也”，可见轺车是一种四面开放车体的小车，乘坐时可以站立，也可以坐乘。更舒适一些的则有安车、��车等车型。《释名》中记载“安车，盖卑坐乘，今吏所乘小车也。”西汉时曾任太中大夫的陆贾曾“乘安车驷马” ，可见这是一种以四匹马拉的有盖的坐乘车辆。��车是专供妇女乘坐的车辆，采用封闭式的箱体，私密性比较好。孙机先生曾根据文献考古资料制成下图，大致是这个样子：
��车，孙机制图
而汉代的水路出行自然是坐船。秦汉时期除了陆路交通网的建设，水路交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。文献记载的黄河渡口有三十多处，长江渡口也有数十处，实际存在的自然更多。以这些渡口为节点，遍布全国的自然河道和人工运河就成了汉人水上出行的网络。汉代规模最大的船是楼船，但高大的楼船一般是军用，或者帝王用于出行、宴饮。一般富贵人群享乐宴游大多用各种游船，又根据船头雕刻的不同，有鸣鹤舟、容与舟、清旷舟、采菱舟、越女舟等不同的名字。而一般百姓或商旅使用的，则是更普通的竹筏、皮筏等日常化的船只。
以上这些就是汉代出行常见的代步工具。但实际上，能选择工具代步，本身就是身家实力的象征。从考古的简牍资料中可以看到，哪怕是最简单的运货的车，也要“值万钱”，在十万家资就能算“中家”的汉代，大多数人显然是负担不起的。所以对汉代的大多数人来说，出行的主要方式还是步行。传世文献中有很多家贫者步行的记载，如新莽时郎官赵孝“每告归，常白衣步担” ，东汉人朱仓“家贫，恒以步行” ，等等。步行的活动半径自然有限，这也是汉代大多数人不能远行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出门在外，除了不得已的时候露宿荒野，大多数人总要考虑住宿的问题。这方面有官方背景的旅行活动比较简单，汉代的官府在重要的交通节点设有大量的传、邮、亭等机构。这些机构一方面有着信息传输、治安管理等本职功能，属于汉代统治机构的一部分，另一方面也会为出行人员提供食宿和马匹照料的服务。其中除了亭是官民共用之外，传和邮是只为官方人员服务的。所以更多时候，没有官身的旅行者会选择投宿于私人旅店。这种私人旅店历史也很悠久，《商君书》中将其称之为“逆旅”，认为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，应该废除。但实际上作为一种保持社会必要流动性的基础设施，旅店是不可能被完全废除的，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能成为一种利润客观的营生。比如东汉大儒张楷曾在河南郡梁县聚徒讲学，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，就有贵富之家看到商机，“皆起舍巷次，以候过客往来之利”。大部分民间的私营旅店条件都比较差，比如曹魏名臣胡威，曾经“每至客舍，自放驴，取樵炊爨” ，吃饭和照料牲口都要自己动手。
三、旅行忌讳多
即便在今天，民间还流传着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万事难”的俗语，何况是两千多年前的汉代？“行行随道，经历山陂。马啖柏叶，人啖柏脂，不可常饱，聊可遏饥。”这可以说是大多数汉代出行的普通人都会遇到的事情。至于“列车息众驾，相伴绿水湄。幽兰吐芳烈，芙蓉发红晖。” 大抵只能是少数贵富人群才能享受的奢华景象了。正是因为这般艰难，古人心中对行路平安的期盼就更加的迫切。当自己都无法控制行路的安全的时候，自然就会选择寄希望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，于是就有了旅行途中的各种禁忌和习俗。
翻看传世文献中的历法内容，或者出土简牍中的各种《历书》就会发现，“忌出行”几乎是最常见的禁忌之一。比如“四孟在丑，四仲在寅，四季在子，其日不可远行归家及徙也。”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的无稽之谈，汉人可是深信不疑的。有人专门统计过，仅从传世的历书等资料计算，汉代全年忌出行的日子能有165天，接近一半。 显然，这么密集的忌日，对于商人、读书人、官员这些真正有出行需求的人来说，是不可能完全遵守的，不得不上路的时候，就只能求神仙保佑了，于是就产生了古代的路神信仰。
汉代的路神称为“祖”，来历说法众多，有人认为是共工之子，特别喜欢远行，后人遂尊其为路神；也有人认为是黄帝之子，“好远游，死道路，故祀以为道神”；甚至也有人认为来源于黄帝的妻子嫘祖。祖神信仰在汉代是非常普遍的，有条件的话远行前要有专门的祭祀仪式。大儒蔡邕曾经有一首《祖饯祝》传世：“君既升舆，道路开张。风伯雨师，洒道中央。阳燧求福，蚩尤辟兵。仓龙夹毂.白虎扶行。朱雀引道，玄武作侣。勾陈居中，厌伏四方。” 甚至对有些需要经常出门的人家，每年的特定时间都会有专门祭祀道神的仪式，以求保佑一家人道路平安。比如《四民月令》的正月条就有：正月上丁日“祀祖于门，道阳出滞，祈福祥焉。”
同样是出于对远行的祝福和担忧，在祭祖的仪式之后，汉人还常在城门、家门、河畔、桥边之类的场所为远行者饯别，灞桥就是在传世文献中最常出现的饯别地点之一，著名的灞桥折柳在汉代也已经出现。甚至贵富之家还会为远行之人举办饯别宴，曹植曾有一首《送应氏诗》便是饯别宴上的佳作，“山川阻且远，别促会日长”，将依依惜别之情写得非常生动。而即便是普通人家，亲友们也会在饯别的时候为远行之人送上“祖道钱”，居延汉简中有“出钱十付第十八候长祖道钱” 的账簿记录，十文钱金额微薄，祝福的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意义。而在旅途投宿的过程中，汉代甚至还流行有防盗的咒语：“行宿，自呼：‘大山之阳，天□□□□□先□.城郭不完，□以金关。’即禹步三，曰以生荆长二寸，周画中。”
文史君说
总之，旅行可能算是最能切实感受古今差异的生活场景之一。长途旅行在汉代基本上是专属于社会中、上层的小众行为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生活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。而即便是长途的旅行，汉人与今人对旅行的理解也有很大不同。在汉人的观念里，旅行的重点始终在“行”，是为了工作、商业、求学等具体的目的而进行的空间位移活动。后世旅游活动所追求的审美、娱乐等个人情趣，对汉人来说主要还是行路的添头。
参考资料
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
王子今：《秦汉交通史稿》（增订版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。
彭卫、杨振红：《中国风俗通史·秦汉卷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。
本文节选自李一鸣著：《王朝的基石：市井乡野的汉家烟火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6年版，注释见原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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